李钟奭：“东亚”研究的现状及未来
李钟奭 研究委员
01
问题的提出
冷战时期，东亚在强加于该地区的不同阵营之间的对抗格局中，不断经历矛盾和分裂，使该地区的民众生活动荡不安、文化偏见加深。随着80年代末冷战的结束，该地区的知识分子和领导人之间开始讨论如何克服冲突和分裂的历史，创造一个和平共荣的东亚。当前，人们不仅探讨东亚的合作问题，而且关注共同体的构建问题。
在韩国，人文领域最先重视东亚研究。一批人文学者在1989年之后的韩国国内民主化进程和全球后冷战形势中探索新理念，试图“在事实上发现”东亚，并从中寻找新理念和新文明的可能性。后来，亚洲遭遇金融危机。1997年，东盟+3合作机制出现之后，许多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开始关注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建立区域内的国家间合作组织，东亚研究变得更加具体化和丰富。
东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衍生出新的内涵。“东亚论”与韩国社会当前面临的实践课题联系在一起，它的正式提出从21世纪开始。随着20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结束和中国对外开放的加速，使得过去隔绝东亚的大陆和海洋之间的壁垒被打破，区域内的经济、文化、政治交流迅速增加。2000年韩朝首脑会谈召开后，韩国学界将朝鲜半岛作为一个战略整体进行思考。以此为契机，发挥朝鲜半岛在东北亚具有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优势成为21世纪朝鲜半岛发展战略的核心，“东亚论”也随之浮出水面。
如今，朝鲜半岛所在的东北亚，被视为“东亚”研究的核心研究对象。也许这是因为该地区在安全和经济方面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性，但是该地区也是区域合作进展最慢的地方。从地理上看，东北亚集中了24%的世界人口和21%的世界生产总值(GDP)，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共同角力的区域。然而，由于该地区长期遭受冷战洗礼，饱受冲突和战乱之苦，甚至直到冷战结束后也无法形成良好的合作组织，因此该地区是一个具有不稳定性的地区。正是基于这种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和不稳定局势的延续，学界迫切提出了“将东北亚合作与一体化作为一项任务”的课题。
本文旨在回顾韩国国内的“东亚”研究现状，并为今后研究的课题进行了探讨。本文的研究对象基本是韩国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但也涵盖了对韩国国内讨论产生影响、一直参与国内讨论的日本及中国学者的研究，以及中日韩三国的政府立场。
目前虽然“东亚”研究具有合理性，研究者也充满激情，但是“东亚”研究从基本概念到未来走向达成的共识仍然非常少，“东亚”研究总体上处于混乱状态。特别是由于研究人员的学术背景不同，各国的根本立场和发展战略也不同，在“东亚”框架的认识和设计上产生诸多差异。因此，探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以及应该如何克服这种差异，已经成为东亚研究的重要课题。
此外，本文的关键词“东亚”研究是指将东亚视为与国际社会其他地区具有差异性的一个单位或框架，并研究其特征、秩序、规范等。因此，本文探讨的“东亚”研究将涵盖东亚这一地区的范畴化及特征，还包括东亚的合作与一体化问题。
02
东亚的范畴化
“东亚”研究从界定“东亚”的范畴开始，目的是明确研究对象。我们之所以进行“东亚”研究，是因为东亚作为一个特定的地域范畴具有特定意义，“东亚”在历史和文化上都有实体，它在21世纪是以和平共荣为导向的地区。
从地理上看，“东亚”属于亚洲的一个区域，涵盖东北亚和东南亚。但也有研究将东亚与东南亚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东南亚一词在1949年社会主义中国成立时才被创造出来，1950年开始在美国通用，它是实现封锁中国和恢复日本经济两大战略目标的意识形态工具。相反，东亚一词则不仅是一个地理边界内涵，它还发挥着引领实现和平共荣的合作交流成为常态的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亚”一词有两个特殊的含义：第一，它否定该地区是被冷战分割的地区，并且意味着它是具有新的共享理念的地区。第二，它不是根据世界和霸权国家美国的需要而被外部赋予的名称，而是该地区国家自身内在需求的产物。也就是说，提到东亚这一地域范畴，就可以想象一个自己创造和平的共同体。
然而，这种对东亚的叙述的基础是认为以韩、中、日为中心的东北亚实际上是东亚。也许是因为东北亚可能是结束冷战的关键，它对世界和平和国际动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是东南亚无法比拟的，自然而然就成为东亚的象征。
“在后冷战时代的早期提出的‘东亚理论’是指将朝鲜半岛（韩朝）、中国（大陆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在内）、日本设定为一个分析单位”，它基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根据国际组织“有意义的，有定期互动和交流的国家主体或非政府集团之间的集合”的规定，如果以韩国为中心来界定东亚的话，东亚还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中国台湾等七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
总之，韩国学界认为：“广义上的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狭义上的东亚就是指东北亚。”当然，这种东亚范畴化是以韩中日为中心的韩国讨论方式的体现。不过，韩国学界正在形成这样一种立场：把“东亚”看成是涵盖东南亚、东北亚的地域概念，并在地理范畴上遵循灵活性原则。
不管研究者们对东亚的范畴化理解有什么不同，综合考量政治军事影响力、经济实力和历史影响力等，大家总体上认同东亚的中心国家是中国、日本和韩国。在现代史上，由地区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引发世界级物理冲突的地区正是韩中日三国所在的东北亚。实际上，主动提出“东亚论”的国家也是韩国和日本——“东亚论”主要由日韩学界提出，从政策上看，日本在小泉首相时期提倡“东亚共同体”，韩国政府提倡“和平繁荣的东北亚”。
此外，韩、中、日三国对东亚的范围各有不同看法。研究人员和政府当局都存在这种情况。三国政府的观点比较如下：
韩国政府认为东亚基本上包括东南亚。金大中总统1998年12月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东盟+3领导人会议上提出设立“东亚展望小组”的建议，这一建议得以实现，成立了“东亚愿景小组”，并于2001年10月提交了题为《走向东亚共同体：和平、繁荣与进步的地区》的报告。这份将东南亚涵盖为东亚核心成员的报告书由韩国政府倡议提出，这一事实表明，当时韩国政府的东亚范畴中包含东南亚。然而，韩国的核心略思路总体上却仅仅包含在东北亚。它一直将消除长久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霸权矛盾、构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地区秩序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可能正因如此，韩国看待东亚的视野主要放在韩中日三国所在的东北亚，它试图构想出一个和平繁荣的东北亚。
日本、中国政府看待东亚的视野与韩国不同，更为开阔，至少涵盖东盟+3。早年以经济为中心，从与西方对立的角度思考东亚共同体的日本，思考的是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东亚。这与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问题”有一定的联系。但是，随着最近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力的急剧增大，日本为牵制中国，主张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作为更广泛的东亚纳入东亚。日本的这种态度具有矛盾性，一方面主张东亚共同体，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争夺霸权的惯性。
同时，对中国来说，东亚意味着东盟+3成员国所在的东南亚和东北亚。传统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没有囿于民族国家的限制，而是胸怀天下。因此，没有人认为中国只是一个位于东亚的区域国家，因为它是世界的中心。然而，中国对东亚的特殊兴趣似乎是由于最近东北亚的经济发展和对经济合作日益增大的需求。但是，中国基本上倾向于认同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广义上的东亚。但是，对日本将东亚的范围扩大至涵盖大洋洲国家的做法持否定态度。一些研究认为，中国对东南亚的关注超过了对东北亚的关注。也就是说，考虑到与东南亚华侨的联系网，中国只能优先考虑与东盟的地区合作。由于东北亚地区只占亚洲地区1/4，它很难成为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中心。反而，中国以东北三省为中心，在渤海湾开发的框架内设定与韩日的关系更有可能。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学界对东亚的定义多种多样，东亚的范围是东盟十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和东北亚国家中包括韩中日三国。对中国来说，东亚基本上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因此中国警惕的是超越地理概念，将美、俄、欧洲等涵盖在内的东亚范畴的泛化。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从广义上确定东亚国家为东北亚区域内国家和象征东南亚的东盟的10个国家。但是，当我们界定东亚国家的范围时，有些国家不能单纯以地理位置来划界。从地理上看，域外国家或对该地区秩序或体制形成影响极大的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中国的立场或日本国内一些立场并不甘心美国被列入东亚国家，但鉴于美国“深度介入东亚的经济秩序和军事政治秩序并发挥着重大作用”，它无疑是东亚“域外的成员国”（non-resident member state）。美国在东北亚与日本、韩国是同盟关系，与朝鲜有敌对关系。它也是朝核问题的核心当事国、朝鲜半岛停战协定的当事国、在东北亚拥有着大规模军事力量的国家。历史上，美国也在东亚打过两场象征冷战时代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此外，美国与韩中日的贸易和人文交流与欧洲国家不相上下。正因如此，美国称为东亚地区的动态的或是战略利益相关者（dynamic/strategic stakeholder）。
当然，由于美国是“域外的成员国”，其对东亚地区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目前决定东亚地区安全的最有意义的独立变量，应该是直接反映美国国家利益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运行原则”与无法渗透到美国普遍化项目中的“地区性规模政治”之间的鸿沟。最终，在东亚区域内国家的发展和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它们所起的作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显著。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不是在美国的“协调”下形成东亚，而是在自己的自主判断下形成东亚，如何建立协调美国利益的新秩序是建立新东亚的关键。
总而言之，如果将东亚范畴化，广义的东亚将包括中国、韩国、日本、朝鲜、蒙古、俄罗斯、中国台湾、东盟十国和美国。另一方面，狭义的东亚可以说是指除东盟10个国家之外，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美国构成动态关系的东北亚地区。在本文中，东亚这个术语没有被具体指定为两个范畴中的一个，而是可以灵活地使用。<表1>概括了广义东亚国家的国情。
<表1>东亚国家与地区现状
来源：韩国进出口银行，《2010世界国家手册亚洲》（韩国进出口银行，2010）[Online]“朝鲜GDP相关统计,朝鲜经济资料”http://www.bok.or.kr（2010.10.3 0）*朝鲜实际国民收入以2005年为基准，GNI为84-89亿美元，人均GNI为368-389美元。参见李钟奭，《重新评估朝鲜国民收入》，《形势与政策》3月号（ 城南：世宗研究所，2008）。
03
关于“东亚”的构想
1. “东亚论”设想
关于“东亚”的构想，无论是通过地理、文化等自然区划构建的一个框架，还是历史作用-反作用的拮抗区域，抑或是我们想象中的亚洲的特定部分，都是有人刻意规定的范畴。因此，对“东亚”的构想从“为什么是东亚”开始，包括涉及东亚的整体性和规范性的各种讨论。
可以说，20世纪中后期韩国人的空间观念中没有东亚，因为反共意识形态的存在，使得中国成为禁忌；日本也因反日意识形态的存在而成为禁忌。
面对冷战结束的转折点，一批人文学者在开创朝鲜半岛和平新局面的理论探索中，开始着眼于构想新东亚。他们生活在已经解决了对立矛盾、寻求合作的东北亚，重新提出东亚的理由是：“首先考虑将南北敌对共存转变为和解共生的共同发展，希望通过这种共同发展，在世界四强同台角力的东（北）亚地区实现永久和平。”和平消除朝鲜半岛分裂被认为是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正向发展、为世界历史做出贡献的捷径。
政治学家崔章集也在冷战结束和分裂结构解体的机会窗口中研究了东亚视角的诞生。他认为，“东亚”这个词本身就表达了该地区的共同利益、共同目标以及共同理想，所以它只有在彻底打破冷战时期对立结构的前提上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它具有与冷战时期对立结构相反的含义。因此，东亚共同体就是指东亚的和平共同体，是指稳定管理该地区和平的体制，而这个和平共同体具体是从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开始的。
关于东亚的特征和指向等本质性的探讨主要由“创批系列”（韩国进步学派）学者提出。他们还探讨了是否可以将东亚视作一个单一体系的问题。白永瑞将“东亚秩序”界定为管理国家间问题、维持国际关系的特定模式，为表明这种模式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它还分析了中国、日本、美国等中心国家如何将东亚视为一个体系。崔元植认为，“一个亚洲”也许是西方世界的构想，但东亚在近代以前也作为一个区域启动了地区体制，从这一点来看，又很难将其视为“想象的共同体”。他认为，朝鲜半岛分裂的和平解决和东亚后冷战时代的结束，为东亚摆脱充满纷争和矛盾的20世纪提供了出路。为应对这一现实，新的第三世界论就是“东亚论”。在将“东亚论”视为具有一个思维实体的探讨中，单一国家在这一地区的霸权是不允许的。取而代之，我们提出通过消除主体和他者之间的等级关系，每个成员都以自己独立的名义实现共存，东亚并不是用来融化他者的熔炉。
在这种背景下，“创批系列”的学者们将东亚视为“从周边看东亚”的问题意识，强调不是以大国为中心，而是过去位于东亚秩序周边的势力之间的合作。特别是他们关注到在东亚内部的不平等。因此本人认为，从朝鲜、香港、澳门和冲绳的角度来看，有必要进行将东亚周边视角重新周边化的双重工作。
他们对东亚研究或东亚研究的建议，也强调深化这种双重工作。例如，白永瑞提出要用东亚内部和外部的“双重视角”来绘制东亚新地图。他提议，从东亚周边主体来看中国和日本，揭示东亚内部由中心和外围构成的主导等级秩序的压迫作用以及被压制的各种主体的历史可能性；同时，他建议我们要看到东亚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版图中仍处在周边位置。林亨泽将其概括为“解构中心与周边关系的相对主义”。根据他的说法，一直以来，中心和周边是从属关系，从认识论上把中心固定在体系的核心。例如，在传统中国，中国与边疆的关系正是如此，在近代的西方中心主义下，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也是如此。
这种人文学上的“东亚论”并不是单纯地在人文学的知识体系上进行的，事实上是在世界体系论、分裂团体论等社会科学话语内化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该讨论虽然与东亚合作及统合相关的政策指向性研究存在一定的差别，并得到了发展，但被评价为总体上包含了很多社会科学的内涵。
当然，与这一人文方法不同的是，在政策导向的社会科学领域，则围绕各国的具体合作与一体化问题来研究“东亚论”。他们眼中的“东亚论”是从经济一体化、政治及安全保障、社会文化、历史、价值问题等广泛意义上寻求或发现东亚整体性的话语体系。
因此，对于“这是什么样的东亚（区域主义）”这一问题，社会科学在认识和实践层面上的回答，呈现出与人文科学不同的色彩。例如，金永祚给出的答案是：要成为开放的区域主义（Open Regionalism），要立足于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来推进研究；他指出，应该加强以非政府组织（NGO）为中心的“灵活的区域主义（soft regionalism）”，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的霸权体制。在这样的回答中，我们看到，与其说“东亚论”将东亚秩序本身视为问题，不如说“东亚论”是在既定的秩序中策划实现东亚的和平与繁荣。
2. “东亚论”中的民族国家与市民
我们在提出“东亚论”的基本话题——“是什么样的东亚”这一问题时，首先出现的问题是民族国家的作用。在“东亚论”中，这一讨论分为两个主张：一个主张为了新东亚的建设必须克服民族国家，另一个主张承认民族国家的作用并克服其局限性。一直以来，韩国和日本的大体倾向是将民族主义视为东亚共同体形成的障碍因素，并批判性地克服民族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对“东亚认同”或“东亚共同体”的强调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和认同感，引发了关于在更广阔的东亚形成认同的讨论。
追求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东亚的研究者认为，民族主义引发的冲突已经成为威胁东亚地区和平发展的因素。因此，他们将促进制度合作、深化相互依存和相互合作视为发展东亚新秩序的最重要任务，这将可能削弱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绝对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民族主义这一妖怪”在韩国、日本、中国等地到发号施令的现实下，削弱民族主义的影响对于东亚和平与共同体建设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强调民族国家问题点的研究，是为了克服民族国家作用的局限性，是解构东亚内部中心和周边的传统等级结构、强调市民作用的对策。倾向强调将市民作为东亚的主体，在支持东亚联盟的日本知识分子中更加突出。
但是，如果将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主体设定为“无国家市民”的话，就会出现这种市民能否完全胜任主体身份的问题。中国的汪晖认为，“民族国家仍然是促进亚洲内部地区联系的主要动力”，“只有在尊重平等主权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新型合作关系的制度框架和共治的社会框架”。崔章集认为，东亚共同体形成的迟滞，与其说是民族主义造成的，不如说是冷战体系的结构一直存在，它仍然是该地区冲突的重要来源。他认为，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被推迟的条件下，跨越国家之间的界限实现某种区域一体化本身就很困难，因此提议在这些国家之间发展一种解决问题的“共同意义空间”（common space of meaning），他建议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区域内的国家关系。从潜在的对抗性竞争关系出发，它建立在对该地区共同面临的风险和利益是什么的现实认识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地理和文化上具有邻接性的国家在拥有各自特殊利益和价值的前提下展开讨论。
另一方面，提出“东北亚共同之家”构想的和田春树，以认识东北亚存在的理念、文化、制度的异质性为前提展开讨论。他的各种东亚合作构想大多以国家为主体，这一点与超国家地区秩序有一定差距。
在这些构想形成东亚新秩序的过程中，以克服民族国家缺陷为焦点和以协调民族国家之间关系为焦点之间，似乎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障碍，但这两点之间的矛盾渐渐趋于缩小。近来，即使声称要消除民族国家的学者，也没有太多不承认民族国家现实作用的极端讨论；强调民族国家作用的研究也大部分承认民族国家的局限性，并没有否定作为其对策提出的市民或市民社会的重要性。虽然实际上有些矛盾，但我认为，在走向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既警惕民族主义的危险性，同时又关注民族国家应发挥的作用，就可以找到这两个视角的契合点。
毕竟，东亚共同体建设工作与个别民族国家的改革工作，即：当使个别民族国家成为成熟的民族国家的工作与个别国家民众生活的具体现场持续联系在一起时，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就具有活力和实践力。因此，不把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和市民视为唯一的依靠，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也不会陷入虚无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事实上，东亚的现实让人很难在放弃民族国家和强调民族国家之间选择其一。在东亚，建设成熟的民族国家仍是一个重要课题。然而，在民族国家这一框架在解决因全球化而产生的新问题上存在不小的局限性的情况下，将新的地区秩序限定为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存在问题。因此，在欧洲和北美地区，通过不断尝试，取得了“许多本身值得效仿的成就”，推进了建立成熟的民族国家并克服其局限性的双重课题的实践。
3. 关于“东亚”的讨论:类型与局限
自“创批系列”学者们主张东亚视角之后，在韩国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多种“东亚”研究。朴承佑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韩国出现的“东亚论”，即东亚地区主义论分为四种类。
第一，“经济共同体论”，着眼于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形成。第二，“地区霸权论”，着眼于在该地区追求强国霸权及应对。第三，“东亚形象论”，将东亚视为文化认同的单一地域共同体，并在此基础上构想在东亚形成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第四，“作为替代性共同体的东亚”或“替代体制论”，着眼于在东亚寻找可以替代西方近代体制的新体制。
在上述四种类型中，既表现出不同视角，又有对东亚内在潜力和西方地区主义话语的对应性质的讨论是“东亚形象论”和“创批系列”的主流视角“替代体制论”。
“东亚形象论”主要提出将汉字、儒家文化等作为东亚的共同价值。该讨论与其说是像文明论一样为西方文明寻找替代方案的“对谈”，不如说是将讨论集中在与西方文明保持一定距离，相信并去发现包含特定价值、文化、整体性在内的某种“东亚性”，从而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关于这种寻找东亚认同感的讨论，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从儒教中寻找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的现象，并出现儒家资本主义论。但是，随着1997年从东南亚发端的亚洲经济危机一起消弭了。
今天，在文化层面寻找东亚形象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寻找未来要构建的东亚共同体所应具备的共同价值观或规范，而不是追求使东亚的某种东西作为西方文明的替代。因此，他们不像过去为解释东亚发展模式而出现的亚洲价值观或儒家资本主义那样主观，而是强调设计关于未来的战略。在此背景下，崔元植明确表示反对儒学复兴，同时又强调把儒学作为一个严谨的认识对象，是寻找东亚形象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说，儒学一直是东亚人的政治无意识的基础，同时又持续贯穿在多元丰富的意识形态中。在无意识中像记忆一样消退的儒学，可以重新在意识领域中客观化，作为探索新思想的一种文明遗产。
在创造东亚共同价值观方面，没有什么思想比儒家思想更有吸引力。然而，儒家思想的有效性也确实存在局限性，因为确实很难断言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发挥了相同的作用。因此，如果将东亚儒学视为一层不变、一模一样的，并以单一视角建构“东亚论”，必然是缺乏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现在儒学重要的不在于承认“东亚的历史”，而在于着力论证当下东亚所具有的内在凝聚力，以往“东亚儒学话语”的功效也在于通过“儒学”实现东亚（基本上是中日韩）的内在统一性。
也就是说，通过消除差异，建立相互关联的统一叙事结构。
对于朴承佑从“创批系列”的视角所称的“替代体制”论，由于是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其内容、特点和贡献在前面已经说明。因此，这里探讨其局限性。“替代体制”论的问题在于，提出并论述了与既定的东亚现实相去甚远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模式化的东亚，呈现出教条主义的缺陷。东亚以“后冷战”和朝鲜半岛的和解动向为契机，迎来了构建新东亚的机会，关于这一点似乎没有分歧。然而，直到现在，东亚秩序的本质仍然是对立和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规定了东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东亚地区拥有可以替代西方的共享（或潜在共享）文明或意识。更何况，现在东亚国家正经历着最有活力的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
由此看来，一直以来在韩国引领“东亚论”的“替代体制论”更具说服力的途径将是发掘在思想、文明、历史等方面可以为建设新东亚贡献宝贵要素的内在资源。此外，考虑到已经深受西方模式影响、以现代性为标志的东亚现实，也有必要将西方模式的优点融入到自身理论的单一构想中。
否则，如果单纯地从体制论的视角，投入到探讨作为西方替代方案的东亚论上，即使到目前为止做出了宝贵贡献，但“替代体制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和理论的背离越来越严重，很难排除被批评为思辨性逻辑的可能性。因为任何规范性的地域话语都不能将未来设计为某种“规划”或“智力实验”，而不关注该区域的固有特性和当前的具体区域特性。
另一方面，对东亚内在方面更感兴趣的“东亚形象论”和“替代体制论”研究者中，很少有像这两种理论所贴的标签（label）那样明确地只主张东亚的整体性（identity）或单方面主张寻找西方的替代方案的情况。比较两种理论的特征，前者关注的是东亚共同体的前提条件，而后者则关注的是东亚的未来。前者所关注是东亚国家之间的同质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东亚特性和东亚认同感是不可以假设的前提条件。所谓东亚地区、东亚地区主义以及东亚认同感（与民族、民族主义、民族认同感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想象和规划出来的。因此，许多论述提出“作为方法的东亚”（Yoshimi Takeuchi）、“作为项目的东亚”（Dilik）、“作为智力实验的东亚”（白永瑞）。
04
“东亚”合作与一体化的框架
1. 东亚合作的必要性与现实：韩、中、日的认识比较
当今东亚的发展比世界任何地区都更有活力，区域内的贸易和交流也在广泛进行。然而，鼓励这种贸易和交流、以和平秩序取代现有冷战冲突秩序的举措进展却非常缓慢。无论是从当前秩序替代方案视角讨论东亚的人，还是从经济主义战略视角主张东亚合作的人，都会觉得作为保障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合作与一体化框架的东亚讨论在实践层面都明显迟滞。
目前，东亚有从东南亚出发的东亚峰会（EAS）、作为地区安全讨论机制的东盟地区论坛（ARF）、涵盖亚太沿岸国家的经济合作机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区域合作组织。但是，其中没有一个区域合作体具有规范东亚社会的制度和心理共识机制。相反，区域合作组织在东亚以分散和多样化的方式存在。梁承咸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东亚国家之间存在许多利益分歧和复杂区域问题，并认为这种交织矛盾的存在成为东亚国家不能发展一个有效的区域合作体系的障碍因素。因此，东亚虽然渴望建立东亚共同体，但只是在讨论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实质性共同体的制度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仅从东亚重要国家韩、中、日、美的经贸现状来看，东亚是否应该在连一个完善的安全合作机制的情况下继续迈向未来是值得怀疑的。
根据对东亚主要国家间贸易关系进行考察的<表2>，从韩国出口对象国的规模来看，排在第一、二、三位的是区域内国家中国、美国、日本，在韩国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为40%。从进口对象国来看，排名前三的则是中国、日本、美国。日本出口对象国第1、2、3位是中国、美国、韩国，进口对象国第1、2、7位是中国、美国、韩国。中国出口对象国中，美国、日本、韩国排在第1、2、5位；进口对象国中，日本、韩国、美国排在第1、2、4位。以东亚“域外的成员国”美国为例，在出口对象国中，中国、日本、韩国占据第3、4、8位；在进口对象中，中国、日本、韩国分别占据第1、4、7位。2008年，这四国之间的贸易量达到1.16万亿美元，显示出东亚经济交流巨大的活力。但是，这一地区秩序的不稳定性日益严重。
地区内部政治安全层面合作落实；文化意识层面扩大共识；民间社会之间交流联系等都旨在为构建东亚新秩序维持经济关系活力，从而防止因为经济以外因素的变化耗尽地区内部的经济活力。
<表2>东亚主要国家间贸易情况
另外，纵观各国对东亚合作与一体化的立场，日本政府持有积极态度。日本政府通过2002年1月小泉首相在新加坡发表的题为“希望日本和东盟在东亚:建立坦诚的伙伴关系”的演讲，首次正式向东盟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该提案以“日本与东盟的合作”为中心，在东盟+3框架的框架中加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东亚发展成为“并肩偕行的共同体”。
冷战时期，日本在亚洲地区主义的形成持消极态度，原因如下: 第一，日本不需要政府干预的制度性的经济一体化，因为事实上亚洲地区正在以日本企业为中心进行经济一体化。第二，如果日本在亚太地区率先主导地区一体化组织的形成，会引发来自其他地区的对抗和摩擦。第三，在安全层面，日本强调与美国的同盟外交。自冷战后，日本为应对日益强大的中国，才对东亚地区主义表现出积极的姿态。然而，日本的东亚合作和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基本上专注于经济观点，具有明显局限性。明确以构建东亚共同体为目标的日本民主党的政策资料集中，提出了为形成该共同体在贸易、金融、能源、环境、救灾、传染病对策等领域的合作。这种以经济为中心的对东亚共同体的思考也体现在2009年执政的民主党提出的新增长战略的基本方向上。也就是说，民主党政府将亚洲市场视为内需市场，而不是出口市场，把充分利用日本产业优势、培育有前景的增长产业、创造就业机会作为基本方向。日本从新经济成长的战略角度出发，正在展望东亚的合作与一体化。
虽然日本政府以经济为中心构想东亚共同体，但是在东亚连初步的合作组织在都无法正常形成，其原因在于领土纠纷、历史问题、日中间地区影响力竞争等政治、外交、历史问题。因此，在东北亚地区，韩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的增长不会与政治、外交、文化、历史等其他因素均衡发展。必须正确认识面临的局限和障碍，并以这一认识为基础寻求实现“东亚共同体”的替代性方案。
关于东亚共同体的形成，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为共同的历史认同奠定基础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如果不能对20世纪东亚饱受侵略和殖民的历史编撰出一致认同的历史教科书，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历史认同就遥遥无期。20世纪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以及冷战时期的矛盾和冲突，对于东亚人来说，与其说是过去的历史，不如说是痛苦的记忆，恐惧和愤怒史这一历史时期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在加害者和受害者明证的情况下，国家间历史认识的冲突就像恶性循环一样反复出现的现代史上，韩中日三国为形成共同历史认识而努力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国家绝不能退缩，国家和市民社会必须共同努力。
另外，中国虽然对东亚共同体建设感兴趣，但似乎更倾向于建立低水平的地区合作组织。这与中国在传统思维方式或战略利益层面上“自己是东亚一员的意识”相对薄弱有着莫大关系。在这种背景下，韩硕熙和姜宅九认为中国构想的东亚共同体发展方向，不是管理东亚地区次此区域权威体（super regional authority）或制度化的地区组织，而是通过协商、协调、对话构建合作和谐的地区秩序的一种协调机制。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在提出亚太经合作组织的同时，又对东亚共同体建设感兴趣，是因为中国的战略目标——构建和谐世界（即消除随着中国崛起而蔓延的“中国威胁论”，增强与邻国的互信，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正面形象；在经济上稳定治理周边环境，为中国投资和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创造有利环境，进而建立共同市场，促进本国乃至地区经济持续发展，从而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
韩国一直在比较全面地推进东亚合作与一体化。历届韩国政府除了经济上的东亚共同体以外，还积极关注东亚的多边安全合作、历史问题的解决等。韩国政府基于自身所处的地缘位置和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在实践层面主要围绕东北亚进行合作与一体化进行思考。特别是东亚合作与一体化对缓和、改善韩朝关系大有帮助。目前，韩朝之间不仅存在军事对峙，在政治、理念、经济等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对立性。然而，东亚合作与一体化的推进将使该地区的整体价值和秩序在东亚层面达成一定共识，韩朝之间的对立关系也将得到相对缓和。
韩国政府对多边安全合作尤为关注。韩国属于是东北亚以朝鲜半岛为替罪羊的传统霸权冲突地区，朝鲜半岛在冷战时期曾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矛盾和对立的前哨基地，因此为了克服这一冲突结构迫切需要多边安全合作。但正如日美同盟、韩美同盟所象征的那样，尚未完全摆脱冷战同盟格局的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的具体成果实在太少。
此前，不时有人提出东北亚地区也需要多边安全合作，但讨论几乎没有取得进展。只有区域内安全问题交换意见的非政府层面的安全对话机构“东北亚合作对话”（NEACD）一直存续。
在这种贫瘠的环境下，世界冷战秩序开始结束的1988年10月，卢泰宇总统提议成立东北亚和平委员会，由美国、日本、中国、苏联等参加，讨论缓和美苏对立、解决日苏领土争端、实现中苏和解、维持韩朝和平稳定等地区安全问题。1994年5月，韩国政府在东盟地区论坛(ARF)上正式提议举行东北亚多边安全对话(NEASED)。1998年2月，时任韩国民自党名誉总裁的金钟必向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转交了候任总统金大中的亲笔信，并像1975年“赫尔辛基宣言”一样，提出了制定“旨在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六国宣言”的构想。
另外，冷战结束后，东北亚正式开始讨论安全合作问题是从2005年前后开始的。2005年9月，为解决朝核问题而聚集在一起的六方会谈与会国在《9.19共同声明》中表示:“六方就探索增进东北亚安全合作的方案和手段达成了协议。”接着，在2005年11月17日举行的韩美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首脑为了共同应对地区安全问题，决定为发展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及合作机制而共同努力。”这两份协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是东北亚第一份由当事国将多边安全问题提上议程的文件。而且，在2007年2月的“2.13”协议中，六方会谈与会国决定设立工作组，讨论形成东北亚和平与安全体系。六方会谈与会国为了解决朝核问题，就在东北亚创造和平安全合作新秩序的具体措施达成协议。
由于六方会谈营造了多边安全合作的氛围，韩中日三国首脑也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东北亚区域内的定期会谈，即2008年12月在日本举行的韩中日三国首脑会谈上，决定将三国首脑会议在三国国内定期举行。这表明，东北亚的合作与一体化之路还很漫长，就连区域内核心国家之间的定期首脑会议也才刚刚步入“正轨”。
2. 东亚共同体的形象与安全合作
当我们提出东亚共同体时，构成该共同体的一般要素包括地理领区域、社会和经济互动、共同体情感等，但仅此还不算完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有些国家在地理上处于该地区之外，但他们同意共同的准则。如果有一个国家在经济、军事上与区域内有密切的交流，并且在区域内发挥核心影响力，这个国家也可以被纳入为共同体成员国家。美国就是这种情况。
那么，如何在东亚地区打造和平与合作的共同体？与此相关，此前提出了“设想中的东亚”等许多试验性主张。其中最具开创性的是和田春树倡导的“东北亚共同之家”。作为“东北亚共同之家”的框架，它首先对以朝核问题为象征的朝鲜半岛和平问题预设了确保共同安全的起码前提；接着提出构建对地区内发生的紧急事件提供人道支援的常设合作机制，实现共同环境保护，谋求形成经济共同体，使其成为文化交流和文化创造的平台，最终使东亚成为政治和安全的共同体。此外，还提出了许多包含东亚共同体形象的倡议。到目前为止，很难概括此前提交的诸多东亚共同体设想。因此，在这里以笔者的方式，综合“创批系列”的替代话语和韩国东亚共同体讨论中提出的政策指向性的构想，来描绘东亚共同体的形象。
第一，东亚共同体应该是一个能够创造共同经济利益的经济共同体，同时通过建立化解矛盾和促进和平的结构，来实现安全共同体。为此，各国需要转换将合作竞争、共存共荣界定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新范式，而不是霸权竞争。
第二，地区认同意识共同体的形成是形成东亚共同体的前提。消除东亚区域内国家之间以及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创造一个意识共同体是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重要课题。当然，区域内的所有国家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形成一致认识。但是，在历史和外交领域等方面共享共同的历史认识和外交平等意识，对于区域内合作和一体化至关重要。
第三，需要扩大东亚区域内国家间、民族间的文化共享，发展东亚成员国的共同价值观，振兴区域文化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在思想、文明、历史等方面新思潮不断涌现。要挖掘那些为建设东亚做出重要贡献的内在资源，把它们磨砺成东亚和平共同体的文化资产。同时，考虑到象征近代的西方模式已经对东亚产生了深刻影响的现实，有必要把西方模式的优点也融入新共同体的文化资产当中去。
通过以上努力，一方面要克服区域内传统等级秩序（中心-周边）的惯性；另一方面要考虑区域内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组成体、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意识，并努力创造超越这些的共存机制。
但在东亚共同体的构成上，也有人否定“其他”生活方式。例如，以“东亚共同体必须是‘和平’、‘繁荣’、‘民主’、‘正义’支配的共同体”为前提，认为东亚共同体内部要实现完全和平，主要成员国的民主化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但是，这种观点是在尊重个别主权国家的生活模式和他们的历史进步的情况下，把东亚共同体看作是在寻找和谐与平衡的过程中实现的东西，它更倾向于把东亚共同体看作是国家的规范体，从而表现出有点过分的主张。
尽管东亚共同体的形成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但也有不少人对这一共同体的形成持悲观态度。杨胜舰指出，亚洲地区主义分为以APEC为中心、以西方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亚太地区主义和以东盟+3为中心展开的亚洲重商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东亚地区主义，这种多重性给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带来了困难。他与其他地区不同，东亚由于散漫的地域领域、种族多样性和文化异质性、冲突性历史遗产、政治体制差异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处于难以形成的结构性状况。此外，阻碍区域一体化的障碍还包括缺乏区域认同、不同参与国对区域一体化的损益核算不同、合作治理依赖共识结构而非制度化等。
也有人以东亚等级这一结构局限为由，对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持悲观态度。也就是说，柳俊弼认为，东亚国家所组成的东亚地区本身就构成了等级结构，无论怎样试图实现平等，规模和大小都是不同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在该地区内市民社会通过交流和团结所产生的各种软实力对个别民族国家的权力起到制衡作用，并成为阻止回归到这种等级秩序的重要机制。我们认为，不必过于宿命地接受等级结构的惯性。
但是，无论我们如何描绘东亚共同体的形象，如果不制定在该共同体内运行的秩序，其意义就会减半。什么样的东亚秩序？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东亚合作讨论以新的东亚秩序为前提，讨论朝鲜半岛发展战略的情况很多，但对这一前提的讨论并不充分。但是，有必要把地区秩序当作独立变量而不是从属变量来思考，什么样的东亚秩序才是可能的实质性问题也需要澄清。此外，东亚合作讨论所提出的实践课题的长期影响也需要加以探讨。
在卢武铉政府当时提出的“和平繁荣的东北亚”的口号下，建立了“东北亚时代委员会”；有人指出，东北亚时代委员会以路线图的形式生产的很多政策议题，除了以国民收入为标准的“过上好日子”的导向之外，还没有提出任何长期的政策愿景。
另一方面，在东亚共同体形成中点缀着霸权和矛盾历史的东亚实现安全共同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东亚的情况是，经济合作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进行，如果不从安全上保障，可能会引发问题。强调安全共同体的研究人员认为，如果安全共同体成功形成，“比起个别国家的国力，更多的是通过多边合作来建立安全保障机制，参与共同体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也会变得紧密，个别国家的控制力会减弱，产业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影响力会大大增加。区域内形成集体认同感等文化共识，合作纽带得到机枪”。考虑到东亚的安全局势，这种主张很难被认为是夸大其词。
但问题在于，各国在东亚地区向安全共同体的努力始终停滞不前。虽然冷战已经结束多年，但东北亚仍然存在冷战式的同盟结构，在安全合作方面的努力并不显著。实际上，在东北亚地区，从1993年开始的民间和政府合作推进的东北亚合作对话(NEACD)是唯一的多边安保相关会议机制。从1994年开始在东南亚开始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中，东北亚国家也参与其中。以此在东北亚地区控制领土纷争、历史问题、潜在的矛盾等，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增进合作。
为什么尽管东北亚地区国家间在各个领域的有机联系日益增强，但仍要时刻担心局势不稳定性的原因正在于作为促进实现东亚一体化基础的安保合作仍处于不发达状态。
现在需要的是最终覆盖整个东亚、从矛盾的发源地东北亚开始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这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应该成为东北亚超越双边同盟，由多数国家参与，为在外交安全领域寻求共同理解而有目标、有原则、有规则、有规范、有决策、有情谊的合作机制。这一体制的目标是，摒弃东北亚地区的对立和矛盾，合理清算不幸的历史，确保和平，从而追求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繁荣。而且在组建多边安全合作组织时，不必将当前两国同盟体系的存续与为建立多国集体安全机制所做的努力相提并论，相反，在维持两国同盟的同时，为了使和平与安全保障更加结构化，有必要将建立多国间安全体制的努力作为对现有同盟造成的安全体制缺陷的补救措施加以利用。
东亚多边合作的争议之一是美国的作用。韩国的国际政治学者普遍看好美国在构建东亚安全合作机制中的作用。赵润英认为，美国可以起到缓冲作用，缓解区域内大国之间的竞争，缓解相对弱小国家对安全的关注，美国自己负责地区冲突等区域危机管理。更进一步讲，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力量在维护秩序的层面上发挥着积极的影响，而与规范立场无关。
也有分析认为，这是“大事化小”。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霸权往往会在东亚地区造成安全局势不稳定，美国牵制中国和加强美日同盟等也会助长霸权矛盾。
05
推进“东亚”研究的课题
迄今为止，我从各个角度观察了东亚研究的现状、特点和局限性等，必要时对克服局限性的方向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因此，本章在大的框架下提出了推进“东亚”研究的必要课题，以及在实践上提出了东亚合作与一体化的要求。
第一，当今“东亚”研究需要更多地关注对仍然在东亚发挥影响的冷战的分析和解构。如果我们关注目前东亚地区各种交流的活力，很容易忘记冷战残余的负面影响，冷战残余是该地区合作与统一的绊脚石。如前所述，“东亚”是反映了东亚人克服冷战时期的矛盾和对立，将该地区打造成合作和融合的新生存空间的愿望的概念。尽管如此，东亚地区仍存在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韩朝分裂和对决格局、朝美、朝日之间敌对关系未被清算等冷战时期的残余，依然是区域内国家间和解与合作的巨大障碍。
特别是，朝鲜半岛分裂的消除将成为东亚真正实现合作与一体化的第一步。众所周知，分裂是一直以来韩朝之间的冲突和朝美之间的矛盾，它还引发了朝核问题等，有时还造成了韩美日与朝中（或中朝俄）之间的对抗格局。因此，如果不制定克服这种分分歧的战略，持续主张“东亚论”就会受到限制。虽然很微弱，但目前正在发挥功能的东亚地区合作体“东盟+3”和APEC中并不包含掌握东亚和平与合作关键的朝鲜。在这种未能纳入朝鲜的情况下，讨论东亚的和平与合作总是在实践中遇到障碍。因此，在东亚合作与一体化的时代，应该解决朝鲜半岛分裂问题，这不是韩国知识分子的主观主张，而是客观需要。因此，如果撇开朝鲜半岛问题，就无法讨论东亚共同体。
第二，为了“东亚”研究的进展，迫切需要把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相互分离的二元性讨论融合在一起。使“东亚”研究向人文想象力和社会科学规划力相结合的研究方向迈进。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东亚”研究是从认识论层面上设定东亚并探讨其特征和价值等的“作为思维空间的东亚”潮流和从政策上设 定要达成合作与一体化的地区体制的“作为战略性单位的东亚”的研究的分支发展的。以往的“东亚论”是霸权和冲突、区域内不均等的历史经验和克服其思维为主的人文学途径和全球化的进展刺激的地区主义，即：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追求作为经济利益最大化方案的地区主义的政策指向性倾向。后一种受到现实当前需要的刺激，主要表现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社会科学领域。白英书指出，该领域研究倾向的差异在于，人文学者主要关注文化或价值领域，或东亚市民自愿促进的人员交流。
本人认为，与作为乌托邦式想象并探索其实践道路的倾向相比，社会科学领域倾向于侧重于分析由国家或资本主导，在政治、经济领域日益紧密地相互依存的地域现实（地域化）和基于此的地域合作体的制度化（区域主义）。另外，如果人文学关心的是超越国家的地区层面上的共同体理念的实现，那么社会科学家则关心的是狭义或政策学意义上的东亚共同体。
然而，尽管有必要将这两种方法有机地联系起来，但相关的成果仍然很少。在韩国的“东亚论”还没有找到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有机契合点，这可能是新发展的决定性契机。
克服东亚研究中一直没有缩小的人文学科与政策导向型社会科学的分歧现象，对于东亚研究的实践发展至关重要。从理论上讲，这两种倾向应该在同一个“东亚论”中相互影响，通过积极互动构成一个话语体系。但不可否认，创造新东亚的实践力量来自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应该融合人文素养和方法的社会科学，而不是以人文视角进行构想的社会科学。单纯作为经济繁荣手段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不仅不能解决东亚的合作与一体化，就连现有的区域内部矛盾也难以解决。从这一点来看，提出实用的以政策为导向的东亚一体化讨论，需要从将东亚问题与历史、文化、哲学等根本问题联系起来思考的人文学方法中汲取营养。
越是政策导向型的“东亚”研究，越要关注“作为历史的东亚”和“作为思维的东亚”、“作为思维空间的东亚”等，用从中学到的知识和洞察力做研究的基础。因此，本人认为，现在是提出社会科学融合人文视角的“东亚研究”的时候了。
第三，在“东亚”研究中，比起将特定的理念和价值作为规范来压制其他理念和价值，更需要承认“差异”，在东亚的框架下实现将共同价值与各国融为一体的共存和变革。也很少有地方像东亚这样，由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理念、不同种族构成。要在这样的地区构建共存的秩序，进而开启合作与一体化的时代，基本上离不开对“差异”的尊重。在这种背景下，需要承认现有东亚国家的体制，并在交流中相互渗透意识，通过友好互动发来实现各国的变革，而不是从敌对的、攻击的角度来激发各国的变革。
区域内国家应积极承认价值的多元性和共存性，即使各国追求的价值存在差异，也应包容这些差异。向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必然要结合各国的实际情况及理念展开。这应该是在承认民族国家的存在和作用的基础上，通过实现民主主义和共同价值，同时克服民族国家局限性的路径来实现。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东亚亟需的多边安全合作意味着具有不同价值观和利益冲突的主权实体将克服当前的冲突因素，为共存和繁荣而合作。因此，如果在强调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的前提下，在国家层面提出某种特定价值，就无异于从源头上否定多边安全合作。第四，与现有的民族国家一起引领发展新东亚的软实力。
有必要深入进行与软实力相关的研究（soft power）。在“东亚”研究中，“历史上的东亚”与“应然的东亚”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我们在历史中研究和学习的东亚，是在霸权冲突结构的前提下的东亚。正是由于这种影响，对“东亚”的研究倾向于关注中央国家的作用。而这种历史意识，在不知不觉中，对于东亚合作与一体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团结与文化交流都产生影响。这不是通过以共同意识等为象征的软实力的扩张，而是通过传统的硬实力（hard power）之间的和解、合作、协商来实现合作的倾向，这是值得警惕的问题。
在东亚地区，国家间的平等合作或共同体的形成比其他地区要困难得多。因此，即使东亚共同体得以实现，考虑到区域内国家的利害关系，也与欧盟的形式不同。事实上，以国家为单位联合的共同体的形成似乎是不可能的。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区域内市民的作用。换言之，在东亚，市民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联系可以成为摈弃现有国民国家等级结构、消除东亚内部不平等的重要动力。因此，应关注域内市民社会独自或通过交流和联合形成的各种软实力对个别民族国家的权力起到制衡作用的可能性，并谋求与目前硬实力相比处于不发达状态的软实力的扩大。
我们要创造的“东亚”的重要课题是消除地区内冲突和实现共同繁荣。为此，要强调通过摆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也就是说，要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和谐平衡中构想东亚的未来。正是通过这两种力量的平衡，东亚才有可能开创超越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文化、不同意识的共同体(注释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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